近年來，環境污染案件頻發，影響生態環境安全。相關責任主體除被追究刑事、民事、行政責任外，通常還被要求修復受損的生態環境。由于相關配套規定尚未出臺，生態環境修復的磋商主體、內容、修復質量驗收、資金來源等不明確或無保障，環境污染案件生態環境修復仍面臨諸多現實困境。
時隔四年，中央生態環保督察組(下文簡稱督察組)對江西省、廣西壯族自治區、湖南省進行了第二輪督察，隨著3省區督察情況反饋會的陸續召開，督察問題清單也隨之曝光。
3省區存在盲目上馬“兩高”項目、違法采石采礦、環境基礎設施建設滯后、違規侵占濕地、違法污染排放、虛假敷衍整改等突出生態環境問題，以及不作為、慢作為，不擔當、不碰硬，甚至敷衍應對、弄虛作假等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
多年來，生態保護和生態修復問題一直是地方政府的治理難題。如何做好生態修復問題，也是擺在地方官員面前的一個待解課題。
“生態環境修復是專業性的系統工程。”河北環境工程學院副教授、武漢大學環境法研究所研究員曹曉凡認為，“生態環境為人類世代所依存，應當盡可能保持完整狀態，被污染后應當盡可能恢復到平衡狀態。”
有關專家認為，在推進生態修復過程中，必須充分認清特點規律，增強改善環境質量信心;因地制宜多措并舉，務求修復工作落到實處;善抓關鍵重點突破，不斷增強工作實際效果;廣泛動員全民參與，確保修復工作持續推進。
生態環境問題頻出
同樣模式，同樣規格。今年4月底5月初，督察組對江西省、廣西壯族自治區、湖南省3省區分別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督察進駐。
督察組進駐廣西期間，曾將廣西北部灣國際港務集團違規施工致紅樹林大面積受損作為典型案例公開通報。在督察情況反饋會上，這一問題再次被提及。
2017年6月以來，國際港務集團鐵山港東港區欖根作業區泊位工程，不顧管理部門多次責令停止違法行為的要求，持續野蠻施工，導致257.67畝紅樹林受損，死亡數量高達37988株，其中部分樹齡達30年以上。欽南區犁頭嘴海堤加固項目、欽州市茅尾海沙井項目施工造成83.19畝紅樹林死亡。
生態破壞問題同樣出現在湖南、江西。
督察組在湖南督察發現，湖南全省各類廢棄礦山達6950座，大部分未落實“誰開發、誰治理”要求，生態修復率不到45%，部分修復工程浮皮潦草。懷化市547座廢棄礦山，70%未開展治理修復，大量酸性含重金屬淋溶水直排。婁底市368座廢棄礦山中超過2/3未開展治理修復，其中79個礦洞排放強酸性廢水。
此外，湖南省廢棄礦山生態修復機制不夠完善，后續恢復治理多由屬地政府兜底埋單。
在江西，督察人員現場抽查江西新余、贛州等地13座礦山，均存在虛報整改進度問題，部分礦山甚至未進行任何修復。新余市關閉的55座礦山，僅9座開展生態修復，且修復工作打折扣;景德鎮樂平市24座廢棄采石礦山均未開展生態修復。同時，禁采區違規開采，景德鎮擅自縮小禁采區范圍，樂平市35座露天礦山中有12座處于江西省明確的禁采區。
早在2016年至2017年第一輪督察及2018年“回頭看”時，督察組就發現，一些地方政府為了上項目竟然違法調整保護區范圍，讓保護區為項目讓路。第二輪督察發現，同樣的問題仍然存在。3省區一些地方政府的做法顯然是亂作為。
從督察組公開的情況看，除了亂作為，一些地方政府及政府部門工作不嚴不實，甚至出現弄虛作假情況。
今年4月，督察組在督察進駐時就明確提出，這次將重點督察地方嚴格控制“兩高”項目盲目上馬，以及去產能“回頭看”落實情況。但是，面對督察組的檢查，可以說3省區都沒有過關。
據督察組介紹，在3省區督察中還發現其他一些突出問題。
督察組指出，廣西欽州、防城港、北海三市入河入海排口水質超標，2020年欽州市海水水質總體評價為“差”，近岸海域環境功能區達標率僅為70.6%，防城港市茅嶺鎮直排茅尾海的11個排水口水質重度污染。
“湖南省工業園區環保水平較低。”督察組說，2019年以來，湖南省10余家產業園區因環境問題被省級及以上生態環境部門掛牌督辦。株洲市、衡陽市先后因督察整改不力被國家有關部門公開約談。
地方實踐不斷向前
事實上，近幾年，各地生態修復工程一直在努力做試點工作。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內蒙古代表團會議上，來自巴彥淖爾市的張曉兵代表發言表示，烏梁素海從過去的劣五類水質提升到總體五類，流域生態環境逐步好轉。
烏梁素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態修復試點工程，經過多重治理與修復，流域生態環境質量改善明顯，黃河生態安全得到有效保障，生物多樣性得到有效提升。
同樣的情況在廣東也在上演。生態環境曾遭嚴重破壞的廣東南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如今已是綠樹成蔭、鳥叫蟲鳴。南嶺，正在恢復它往日的風貌。
2020年11月27日，在清遠市中級人民法院的主持下，廣東南嶺自然保護區生態損害環境公益訴訟案件通過原告、志愿者及專家驗收。至此，這起持續近十年的全國著名環境公益訴訟案——“南嶺案”，終于畫上了句號。這也是迄今為止為數不多完成的生態修復案。
南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位于廣東省北部，地處南嶺山脈中段南麓，是廣東省內面積最大的自然保護區，總面積達5.84萬公頃，其中核心區面積2.36萬公頃、緩沖區面積1.5萬公頃、實驗區面積1.98萬公頃。保護區內分布40多種國家重點保護的珍稀瀕危植物、數十種國家一二級保護動物，有廣東唯一的原始森林。
這起全國著名的環境公益訴訟案起于2011年秋，幾位自然愛好者前往南嶺徒步時，發現南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的核心區內正進行炸山修路。
2012年，在環保志愿者們的反對下，工程一度停工。然而3年后，志愿者們卻發現工程不但重啟，甚至南嶺核心區內的道路正在硬化，南嶺內的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
2016年3月4日，自然之友將景區公司起訴至廣東省清遠市中級人民法院。同年12月29日，在清遠市中級人民法院的主持下，原被告及各方達成生態修復等調解協議。2017年10月，南嶺開工修復，2018年4月底完成生態修復工程，當地政府按照修復方案，于2018年4月23日全面停止南嶺自然保護區的旅游開發，禁止游客進入。
經過1年生態修復、兩年多撫育工作，被破壞的南嶺核心區在2020年11月迎來驗收。
生態治理走向法治化軌道是大勢所趨。近年來，江西省贛州市人民法院牢固樹立綠色發展理念，充分發揮環境司法職能作用，大力推動環境資源審判改革，不斷提高環境資源審判水平，努力提升環境資源審判隊伍司法能力，為切實保護贛南得天獨厚的良好生態環境提供司法保障。
一方面，贛州法院加大對異地修復、替代修復、代履行等生態環境案件執行方式的探索，把補植復綠、護林護鳥、固化填埋、勞務代償、增殖放流等修復方式寫入判決主文，壓實壓細被告人的環境修復責任，起到良好效果;另一方面，不斷加強與檢察、公安、環境行政職能部門的溝通協作，共同形成環境保護的合力。同時，積極開展巡回審判，到案發地、農村集市、田埂開庭，達到審理一案、教育一片的效果，不斷增強群眾的環境保護意識。數據顯示，近三年來，贛州法院共受理環境資源刑事案件891件，審結864件。
既是攻堅戰，更是持久戰
近年來，環境污染案件頻發，影響生態環境安全。相關責任主體除被追究刑事、民事、行政責任外，通常還被要求修復受損的生態環境。為明確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范圍、責任主體、索賠主體和損害賠償解決途徑等，國家出臺了相關的改革試點方案，確立了環境有價、損害擔責的賠償原則。但由于相關配套規定尚未出臺，生態環境修復的磋商主體、內容、修復質量驗收、資金來源等不明確或無保障，環境污染案件生態環境修復仍面臨諸多現實困境。
《小康》雜志、中國小康網記者在調查中發現，在一些地方，生態修復往往成為“爛尾”。
有關專家認為，造成此局面的原因在于，“生態環境修復是專業性的系統工程。對于涉及面廣、后果嚴重的環境污染事件來講，個別案件會出現責任人無法查明或者當事人并不具備修復能力的情況”。
比如，5月11日，生態環境部通報中央環保督察“回頭看”典型案例，安徽蕪湖市對中央環境保護督察組交辦信訪問題調查整改重視不夠、督辦不力、審核不嚴，導致群眾多次舉報的工業固廢污染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
事實上，生態修復，早已有之。近些年來，類似“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的形勢嚴峻”這樣的論斷多次出現于黨和國家的各種正式文件中。具體到生態修復，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于2017年頒布的《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改革方案》也已提出“體現環境資源生態功能價值，促使賠償義務人對受損的生態環境進行修復。生態環境損害無法修復的，實施貨幣賠償，用于替代修復”的工作原則。
另外，早在2014年1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631次會議通過的《關于審理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20條、2015年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644次會議通過的《關于審理環境侵權責任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4條、2019年5月20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769次會議通過的《關于審理生態環境損害賠償案件的若干規定(試行)》第11條均就生態環境修復作出了規定。2020年頒布的民法典對此專門作出規定，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3個司法解釋也于2020年年底根據民法典分別作了修正。
“從上面來說，生態修復有法律做支撐，但問題還是在于執行得徹底不徹底。”上述專家認為，“首先要有標準，修復到什么標準?現在土壤的標準有了;第二，現在搞生態修復的公司魚龍混雜，很多沒有資質，我們對此好像還沒有具體的標準;第三，生態修復竣工驗收流于形式。”
曹曉凡則認為，一些法院出于生態修復專業性的考慮，對專業機構的評估報告和修復方案“照單全收”，這種做法可能會使技術性與法律性之間的關系不能得到妥善處理，帶來新的不公平或者不公正。
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檢察院一位檢察官表示，環境污染和生態修復的難點在于，一是未出臺細化配套措施，修復措施可操作性不強。二是生態修復參與主體少，難以滿足生態修復需要，生態修復面臨的首要問題是誰來修復、由誰來主導生態修復磋商。三是生態修復專業化水平低，生態修復效果不凸顯。四是生態修復資金無保障，修復措施無法落實。我國采取的是“損害者賠償”制度，由賠償義務人承擔修復責任，當責任主體無法支付高昂的生態修復費用，即沒有實際的履行能力，相關生態環境修復的法律文書就成了一紙空文，受損生態環境無法恢復。
上述專家指出，實踐證明，開展生態修復困難多、周期長、代價大、要求高、影響深，涉及方方面面，既要打好解決重點、難點問題的攻堅戰，更要堅定信念打好持久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