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業清退令的出臺給超齡農民工帶來了轉型就業的新挑戰。但記者采訪了解到，由于年歲漸長、勞動能力降低、家庭責任交給年輕一代等因素，不少農民工早已主動尋求其他就業機會。

　　前幾日，在家中等待數月的老殷終于接到老鄉陳勇從廣州打來的電話。對方告訴他，位于白云區的工地已經籌備開工，可以買票、做核酸檢測，準備返崗。與兩年前不同的是，從事十多年砌筑工的老殷現在已不再是建筑工人，而是一名工地保安。

　　近年來，和老殷一樣主動尋求轉型的農民工不在少數。記者采訪發現，他們有的換了身份和崗位仍然留在工地上，有的則選擇了勞動強度更低的職業。

　　逐漸降低的勞動能力

　　今年58歲的老殷家住湖北省石首市調關鎮，比老鄉陳勇大10多歲，兩人是跟同一位師傅學的砌筑手藝。2007年，兒子上初中后，老殷和妻子一同前往廣東務工，常年在惠州、東莞、深圳等各個建筑工地工作。

　　據老殷介紹，21世紀初前往南方大城市務工是一種潮流，大家都認為在外面工作機會更多，收入更高，年輕力壯的基本都出門掙錢去了。這些同鄉可能不在同一個工地，但總有機會在某個城市遇到彼此，相互也一直保持聯系。

　　2020年初疫情發生后，回到老家過春節的老殷返回工地的時間被一再推后。他說：“眼看著能干活的時間已經少了好幾個月，自己的身體狀況也出了些問題，這兩年干活總是有些力不從心。”

　　由于早年工地條件不好，常年在工地從事體力勞動的老殷不僅患有嚴重的腰肌勞損，肺功能也受到傷害，砌筑進度比同項目其他工友總是慢一些。妻子這些年跟著他在工地搬磚、運砂漿，勞累過度，晚上要貼著膏藥才能入睡。經過認真商議，夫妻倆決定暫不外出，在家休養一段時間。

　　在建筑工地，做防水也是一項高勞動強度的工作，來自河南省駐馬店市平輿縣的代福已經在這行干了近30年。“鋪設防水卷材時要同時用噴槍加熱，一般在樓頂和外墻作業，火烤和高溫讓人很難熬。”他說，“自己今年53歲了，感覺已經不適應這樣的作業環境了。”

　　近兩年來，代福不再跟著施工隊全國各地流動施工，而是有選擇性地留在夏季氣溫更低的內蒙古、陜西等地，同時也會減少工作時間，逐漸降低工作強度。

　　離開工地又回到工地

　　年歲漸長給老殷和代福等農民工帶來的直接影響，就是勞動能力的降低，他們因此也逐漸開始考慮并安排60歲以后的職業道路。此時，當年一同外出務工的同鄉工友們發揮了作用。

　　2021年春節過后，老殷感覺身體有所恢復，于是想再次找機會出門。已經返回廣州工地的老鄉陳勇知道后，主動聯系老殷并給他介紹了一份工地保安的工作，每月工資4000元，隨時就能上崗。

　　“工資水平的確比砌筑工每天500元要低，但是每天都可以上班，也不用在各個工地頻繁流動，相對來說更穩定。”老殷說。工地上的主要工種、車輛、材料，自己早已熟悉，轉崗難度低，勞動強度降低很多，以保安的身份留在工地是老殷更好的選擇。

　　事實上，工地保潔員往往也是由60歲左右的農民工擔任，四川達州的何文祥就是其中一位。盡管今年已經65歲，何文祥胳膊上的肌肉仍然很明顯，這也是他在工地干了30多年的見證。

　　5年前，何文祥過完60歲生日后，兒子建議他換一個輕松的工作，不要再做粉刷工了。“孩子們總是擔心，但我確實還能干得動，綜合考慮下來，我聯系工地負責人換了份保潔的工作。”何文祥說。由于涉及建筑垃圾的清運，工地保潔比一般的環衛工作復雜，需要一定的體力，并且要了解工地哪些材料可以扔，哪些需要妥當存放。

　　2020年初，何文祥的兒子為父母在縣城購置了一套房，希望二老能住得更舒心，平時幫忙照看一下上小學的孫子。搬進新房后，何文祥在家附近找了一家十幾人規模的豆芽加工廠上班，工作內容是通過灑水、控溫，把豆子發成豆芽，然后等進貨商拉走即可。

　　“豆芽廠的工作環境比工地更加衛生，也沒有什么難度。”何文祥說，“我對這份新工作很滿意。”

　　從就地轉型和返鄉轉型尋求機會

　　兒子的兩次積極干預，是促成何文祥轉型就業的主要因素，這也是父子家庭責任交接的體現。何文祥告訴記者，年輕時為了撫養兒子讀書成家，常年在四川達州、成都等城市找活兒干，粉刷工、小工、雜工都做過?，F在兒子在四川找到了穩定的工作，也承擔起了家庭的責任，但自己尚有余力，總想找一些簡單的工作為孩子減輕壓力，順便幫著照看孫子。

　　對代福而言，主動降低勞動強度，也是為了讓遠在上海務工的兒子放心。“我們平輿是全國聞名的防水之鄉，兒子后來也成為一名防水工，非常爭氣。”代福說起兒子來十分驕傲。勤勞肯干的兒子20歲就出門打拼了，目前已經在老家買了新房和新車。代福想著再干幾年給自己和老伴兒掙點養老錢，然后回家幫著照顧孫子孫女。

　　北京師范大學社會學院教授趙煒分析認為，這些60歲左右主動尋求轉型的工人正是初代農民工的主要群體。21世紀初期，他們為了獲得更多的工作機會，掙得更多收入而外出務工，也趕上了建筑業的發展浪潮。數十年后，這些外出務工者年紀漸長，而新生代勞動者逐漸加入，兩代農民工之間的交接成為當下的時代主題。

　　趙煒指出，當新一代務工者成長為家庭的主要勞動力，60歲左右務工者的家庭責任就有所減輕，部分勞動能力尚可的高齡或超齡農民工仍然尋求轉型機會，也是想盡可能為自己獲取養老保障，為子女減輕一些負擔。“從另一個角度而言，這也提醒了年輕務工者需要將自己的養老計劃提上日程，為離開工地后的老齡生活提供保障。”她說。(劉小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