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6日，由中國城鎮化促進會主辦，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中國城鎮化促進會研究部、上海交通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承辦的“學習貫徹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座談會暨《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首發式”在京舉行。來自科研單位、政府部門的專家學者參加了研討會。中國城鎮化促進會理事長陳炎兵發表致辭，國家發展改革委原副秘書長范恒山，杭州國際城市學研究中心主任、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江山舞，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高國力，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家治理教研部副主任李江濤，中國區域科學協會副理事長馮奎發表主旨演講。開幕式由中國城鎮化促進會副理事長楊子健主持，學術研討由中國城鎮化促進會研究部主任、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首席專家、上海交通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士林主持。

　　座談會圍繞學習貫徹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的主題，聚焦高質量發展與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深化改革與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新質生產力與新型城鎮化建設、城市治理與韌性城市、提升城鎮化建設質量與城市更新、都市圈同城化體制機制創新與城市競爭力提升等重點領域進行深入研討交流，為在“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背景下深入推進新型城鎮化和城市現代化建設獻計獻策。

　　中國城鎮化促進會理事長陳炎兵：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全力推進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發展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強調了新型城鎮化在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的重要性。以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為指引，深刻理解和把握我國新型城鎮化以人為本的本質屬性以及鮮明的中國特色，推動新型城鎮化高質量發展，一是要始終堅持以人為本，以人民為中心。二是要堅持共同富裕，推動城鄉融合發展。三是要不斷推進改革創新。四是要堅持因地制宜，不能千城一面，千鎮一面。五是要毫不動搖堅持黨的領導。國務院印發的《深入實施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戰略五年行動計劃》為新型城鎮化建設提供了具體指導，其中包括實施新一輪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行動、實施潛力地區城鎮化水平提升行動、實施現代化都市圈培育行動、實施城市更新和安全韌性提升行動四項重大行動。《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系統研究中國新型城鎮化的歷史、現狀、特征，對城鎮化的科學內涵、評價標準、發展規律、國際比較、理論基礎、主要特征、重點任務、對國家發展的影響、核心驅動力和推進機制、未來發展趨勢等方面進行了深入闡釋，為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提供理論支持和實踐指導。

　　國家發展改革委原副秘書長范恒山：著力提升城市安全韌性

　　隨著中國城鎮化率的持續提升，城市安全韌性成為發展中的關鍵議題。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和國務院印發的《深入實施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戰略五年行動計劃》均強調了深化城市安全韌性的必要性。城市安全韌性指的是城市在面對各類災害時的預防、響應和恢復的綜合能力。盡管城鎮化進程帶來了城市品質的提升和抗風險能力的增強，城市安全韌性仍是城市發展的短板。災害和安全事故頻發，暴露了城市安全管理的不足。城市安全韌性不足受多方面因素影響，主要包括基礎設施老化、建筑格局問題、工程質量問題、應急設施不足、專業知識缺乏和監管不力等。在策略方面要增強安全意識，將安全視為發展的前提，納入經濟社會發展全局;加強工程建設，提升基礎設施建設質量和安全標準;優化建筑格局，改善城市居住和生態環境，減少安全風險;夯實科技支撐，利用數字化和智能化提升風險管理能力;強化體制約束，建立有效的工作機制和責任追究制度;促進全民行動，增強市民的安全意識和自救互救能力。呼吁政府、專業機構和全體市民共同努力，通過系統性地改進，提升城市對災害的抵御能力和恢復力。

　　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高國力：新質生產力發展與新型城鎮化建設的相互影響機理及趨勢研判

　　新質生產力通過資源配置、空間組織模式和增長動能的重塑，影響城鎮空間格局、就業結構、生活方式和城市治理;新型城鎮化通過人口優化、空間優化、制度優化為新質生產力提供驅動力。關于新質生產力發展與新型城鎮化建設相互作用的趨勢研判，一是完整的科技儲備和產業體系為發展新質生產力促進新型城鎮化提供堅實支撐;二是新型城鎮化深入推進為新質生產力發展提供巨大應用場景和需求;三是重大產業科技創新“從1到100”周期縮短助推新型城鎮化產業體系升級換代;四是科技創新成果應用于新型城鎮化更加重視市場化商業模式創新配套;五是新質生產力發展和新型城鎮化建設面臨統籌開放、發展和安全的更高要求。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和新型城鎮化建設是實現國家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點，兩者相互作用、相互促進。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是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關鍵，而新型城鎮化提供了必要的社會和經濟環境。面向未來，需要重視科技創新與市場化應用的結合，同時確保發展進程中的開放性、安全性和可持續性。新質生產力與新型城鎮化的深度融合，將推動形成以創新為主導的經濟發展新模式，促進社會全面進步和人的全面發展。

　　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江山舞：遵循城市發展規律 提升城鎮化發展質量

　　新時期，要遵循城市發展規律，統籌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和鄉村全面振興，健全推進新型城鎮化體制機制，以改革創新的思路落實推進“四大行動”，提升城鎮化發展質量。一要堅持分類施策，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按照“離鄉不離土”與“離鄉又離土”分類解決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待遇，探索“人地錢掛鉤”政策的配套激勵制度，與農村“三權”分置改革相結合，提高落戶積極性。過去十年農村人口的進城方式、就業結構發生深刻變化，亟待城市經濟、教育、住房等系統進行適應性轉變。二要堅持集聚發展，提升潛力地區城鎮化水平。縣城是潛力地區統籌新型城鎮化、新型工業化和鄉村振興的共同載體，要積極推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新型城鎮化建設，探索城鎮化集聚發展模式，按照新思路推進潛力地區的新型城鎮化建設。三要堅持主體形態，培育現代化都市圈。以“規劃共繪、設施共聯、市場共構、產業共興、品牌共推、環境共建、土地共謀、社會共享、機制共創”為重點，以城市群為主體形態，以都市圈建設為突破口，以推動中心城市與周邊城市(鎮)以同城化發展為方向，推動城市網絡化發展。四要堅持改革創新，實施城市更新行動。積極探索城市基礎設施為導向的片區開發模式和“城市基礎設施社區化”理念下的規劃建設管理經營一體化方案，破解城市更新的成本支付難題。鼓勵因地制宜，以民主促民生，破解城市更新中的治理難題，形成多元的城市更新局面。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家治理教研部副主任、教授李江濤：城鄉融合發展促進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

　　推動“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是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的重大要求，也是關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重要論述的最新理論創新。“社會發展”要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其中，城鄉融合發展構成了讓現代化建設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進而實現“社會發展”的重要內容。“國家治理”是一個系統工程，其中，城鄉發展治理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現代化的底座和關鍵環節。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必須著眼于統籌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和鄉村全面振興而不斷完善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為全面提高城鄉治理水平，實現城鄉共同繁榮發展提供強大動力和制度保障。

　　中國區域科學協會副理事長、研究員馮奎：關于城鄉融合發展的幾個認識誤區

　　城鄉融合發展在國家改革發展中的重要性顯著上升。針對城鄉融合改革發展，各地正在開展積極的實踐，但也存在以下多個方面的認識誤區。一是階段性工作論。認為城鄉融合就是一些部門、一些地區階段性的工作。對城鄉融合發展在現代化發展中的戰略性、長期性認識不到位。對城鄉融合對于宏觀經濟的意義認識不夠。二是對立論，將城鄉融合、城鎮化、鄉村振興等方面的政策體系對立起來。三是速戰速決論，認為政策力度不夠，寄希望于短時間破除一些制度或體制機制，比如認為宅基地改革可以一步到位。四是制度改革萬能論。對于技術進步給城鄉融合發展等帶來的影響缺乏充分認識。五是僵化的模式論，希望照搬照抄幾個模式來推動城鄉融合發展，因地制宜確定推進城鄉融合的認識不夠。六是農民主體被動論。認為城鄉融合就是以城帶鄉，對農村所發揮作用，對農民的主體能動作用認識不到位。七是泛化論。認為凡是跟城鄉發展有關的都是當下城鄉融合發展的關鍵問題，對城鄉融合的突破口認識不到位。

　　上海交通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士林：構建與中國式現代化相適應的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

　　中國式現代化必定是以中國式城鎮化為主體形態的人類現代化新形態就此而言，進一步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必然要緊緊抓住城市和新型城鎮化的“火車頭”。三中全會既對城鄉融合發展賦予了新內涵，也對新型城鎮化建設提出了新要求：一是“城鄉融合發展”首次被提升到“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然要求”的戰略高度。二“城鄉融合發展”的基本內容被明確為“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和鄉村全面振興”，三是明確提出“完善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在城市工作中要樹立“大城鎮化”的視野，避免陷入“就城鎮論城鎮”。聚焦完善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提升城鎮化建設質量和城市生活品質，對此前自發的、局部的、階段性的各類體制機制改革經驗進行系統整合和優化集成，同時著力解決有關政策、法規、規劃、意見在城鎮化建設中的相互掣肘和矛盾關系，不斷提升政策質量和治理效能，努力構建與中國式現代化相適應的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本身是一件具有基礎性、根本性和長遠性的戰略任務，并需要走在很多具體領域和工作的前面。

　　國家發展改革委西部開發司原司長秦玉才：加快構建城鄉融合的體制機制，促進資源要素的雙向流動和平等交換

　　在三中全會精神的指導下，中國正致力于全面深化改革，其中包括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以此作為推動城鄉融合發展和實現共同富裕的關鍵措施。全國統一大市場的目標是促進資源在城鄉間的自由流動，降低成本，打破市場壁壘，實現資源的高效配置。當前，城鄉公共服務不均衡問題在農村尤為突出，特別是西部農村地區。為此，需要加快構建城鄉融合的體制機制，促進資源要素的雙向流動和平等交換。重點改革領域包括土地、資本和勞動力要素的市場化。土地制度改革要實現城鄉土地權利平等，放開準入，公平分享;資本要素市場化要引導金融資本流向農村，提高農村資本回報率;勞動力要素市場一體化要尊重農民落戶意愿，放開大城市落戶限制，并完善配套制度，確保農民在城市享受均等的公共服務。此外，區域協調發展也是關鍵。西部地區城鎮化進程相對滯后，需優化區域經濟布局，發揮區域比較優勢，促進區域間融合，形成優勢互補的高質量發展格局。

　　國家發展改革委地區經濟司原二級巡視員潘瑪莉：集中力量推進城鄉融合發展，完善相關制度機制

　　中國政府高度重視城鄉融合發展，認識到這是解決發展不平衡和不充分問題的關鍵。二十屆三中全會用專門段落全面部署了城鄉融合發展，明確了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對解決“三農”問題、推動區域協調發展、擴大內需和促進產業升級具有重要意義。中國農村人口眾多，城鄉發展不平衡問題突出，因此，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現代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當前，應集中力量推進城鄉融合發展，完善相關制度機制，作為破解城鄉二元結構、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實現共同富裕和國家現代化的重要舉措。城市和鄉村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有機體。城市的繁榮需要鄉村的支持，鄉村的振興也需要城市的帶動。推動城鄉融合發展，不僅能消除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雙向流動的障礙，還能促進城鎮基礎設施向鄉村延伸，公共服務向鄉村覆蓋，縮小城鄉差距，推動城鄉均衡發展。這是新時代中國發展的戰略選擇，對實現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具有深遠影響。

　　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原副院長邵益生：關于城鄉融合發展的幾點認識

　　一是指導思想已經明確。2007年起，城鄉融合發展系統闡述中，黨中央也做了戰略部署。二十屆三中全會強調，城鄉融合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然要求。必須統籌新型城鎮化和鄉村全面振興，促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雙向流動，縮小城鄉差別，促進城鄉共同繁榮發展。二是行動計劃已經發布。7月31日，國務院印發的《深入實施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戰略五年行動計劃》要求，要以進城農民工及其隨遷家屬為重點、兼顧城市間流動人口，進一步拓寬城鎮落戶渠道，努力縮小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與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差距，將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提升至接近70%。三是瓶頸約束尚待破解。城鄉融合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尤其是在“促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雙向流動”方面，還存在許多制度和政策層面的障礙。在城鄉要素“雙向流動”中，農民工進城落戶“單向流動”政策進展較大，而城市要素向農村流動的政策還不夠明確，鄉村全面振興還面臨許多挑戰。城鄉發展安全韌性問題中有很大誤區，全球氣候變化的大趨勢，思路應由改變轉為適應，提高應急應對能力，避免災損。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研究員王曉紅：提高區域協同開放水平，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我國加快構建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全面開放格局，區域協同開放水平顯著提高，尤其是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顯著提升中西部地區開放水平。東部地區繼續保持開放優勢，增強了對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跨國投資的吸引力。同時，東部加工貿易向中西部地區轉移成效顯著，有效帶動了內陸和沿邊地區制造業發展。要把內陸和沿邊地區作為推動區域協同開放的重點，繼續促進東部加工貿易向中西部轉移，培育全球加工制造基地;加強西部陸海新通道和中歐班列建設，構建中西部面向“一帶一路”的貿易大通道;加強邊境經濟合作區、跨境產業園區建設;強化國家重大戰略與高水平開放互促機制，形成引領區域發展的開放高地。

　　中國礦業大學(北京)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曾祥明：農民高質量市民化離不開城鄉文化融合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中指出，要進一步深入推進城鄉融合。然而，城市和鄉村由于所依托的環境各異，形成了各自獨特的文化理念。生活理念方面，城市熱衷精致生活，鄉村傾向鄉土情懷。社交理念方面，城市重規則法治，鄉村重人情熱鬧。利益理念方面，城市側重互不侵犯，農村看重適當舍得。在當前我國城鎮化加速推進時期，農民市民化過程中的文化墮距感十分強烈。促進城鄉文化融合與城市文化理念培育是農民城市化的必然。政府要將新市民城市文化理念的培育納入農民市民化體系中。城市社區要積極包容吸納新市民。新市民自身也要主動學習城市文化，積極內化城市文化價值理念。

　　中國城市發展研究院副院長，中國城鎮化促進會副秘書長李寧：全面高質量推動城市更新可持續發展

　　二十屆三中全會錨定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重點部署未來五年的重大改革舉措。與城市更新相關的內容包括建立可持續更新模式、政策法規體系，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等。近年來從中央到地方出臺了許多城市更新方面的政策法規，但大多為綱領性政策，尚缺乏政策執行的配套文件、實施細則、操作指引等。城市更新行動是我國城市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事實策略之一，為保障城市更新行動合理合法推進，應積極鼓勵地方政府以城市更新項目為試點，通過先行先試、總結經驗、倒逼改革，創新探索城市更新實施管理機制，創新探索符合我國區域、城市差異的存量更新政策制度、標準規范、技術方法。

　　未來，地方政府和行業協會應積極推出一批典型性示范項目。圍繞城市更新實施過程中遇到的技術、資金、產權、用途、治理等關鍵問題，進行合規性梳理，形成政策法規引領，標準規范與技術導則支撐，聚焦經濟、空間、運營、社會可持續目標，建立起城市更新相關的多維度政策規范技術體系，全面高質量推動城市更新可持續發展。

　　北京林業大學教授薛永基：中國式新型城鎮化研究的重點內容

　　一是城市和鄉村是相互依存、互促互融的生命共同體，需要從功能銜接互補的角度認識城鎮化和鄉村振興的有機結合。在城鄉發展中要注重生活、生產、生態三方面的功能，實現三者的有機結合，以促進城鄉一體化。二是要將縣域和核心鎮作為城鄉融合發展的重要支點，在產業發展、公共服務和體制機制方面協同發力，提升治理現代化水平。三是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具有重要作用，它們既是城鎮體系的組成部分，也是農村地區的增長極，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的城鄉二元屬性，是吸納區域流動人口和資本的重要載體。四是發展鄉村特色產業是拓寬農民增收致富渠道的關鍵，要把創新創業作為優化農業資源配置和提升農業產業競爭力的有效抓手。

　　杭州國際城市學研究中心副處長、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執行副主任李燕：統籌三大戰略 促進城鄉融合發展

　　浙江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執行副主任李燕：城鄉融合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然要求。三中全會對我國高質量推進城鎮化提出了明確的發展路徑，即統籌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和鄉村全面振興。統籌三大戰略是對工業化、城鎮化“雙輪驅動”模式的超越，也是對以土地制度、戶籍制度等為核心的城鄉二元體制的糾偏，必將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釋放新的發展潛力。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要求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一是要加快完善統籌城鄉融合發展的制度、政策體系建設，改變“重城抑鄉”“重工輕農”的傳統觀念和“城鄉分治”的政策體制，促進城鄉要素雙向流動。二是要立足我國長期處于農民、市民、流動人口三元社會結構的現實，推進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不斷完善覆蓋全體人民的城鄉基本公共服務，保障城市流動人口安居樂業。三是要適應人工智能時代新趨勢，推動轉向綠色低碳發展模式。推進“降碳、減污、擴綠”的同時，依托人工智能、數字技術等科技賦能，通過轉變經濟生產方式提高發展效能。

　　上海交大設計研究總院副院長，中國城鎮化促進會研究部副主任孫洪剛：促進城鄉融合還需上下聯動破解基層政策堵點

　　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取消戶籍限制，從身份上打破“城市人”和“農村人”的界限，為城鄉間人口的自由遷徙流動提供了強有力的頂層保障。促進以人為核心的生產力要素的雙向流通，我們更需要關注底層的執行措施，關注農民的切身利益，喚醒基層政府的積極性和農民的主體性。以閑置宅基地為例，在目前不可買賣的政策下，實際上成為阻礙城鄉人口流動的“堵點”和“難點”之一。建議以鎮(街道)為單位，建設農村閑置宅基地長期租賃市場，在信息公開、政府監管的前提下架設公開透明的信息平臺，明確農民個人(使用權)和村集體(所有權)的收益分配比例，同時保證進城農民和愿意下鄉市民的權益，解決人口流動最后一公里的問題。只有中央政策和基層措施聯動，增加帶地入城農民的財產性收入，保證下鄉市民的合法居住權益，才有可能加快閑置宅基地使用權的轉移和盤活，促進城鄉要素的雙向暢通。

　　上海交大城市科學研究院院長助理，中國城鎮化促進會研究部副主任王曉靜：文化與科技融合推動城鄉融合發展

　　《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強調的是物質富足與精神富有的并重。文化和科技的深度融合不僅能夠促進傳統文化的創新性轉化和新型文化業態的培育，還能為城鄉居民提供更加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進而推動鄉村振興和城鄉一體化發展。文化與科技融合能夠激發傳統文化產業發展的新增長點，將地方文化資源轉化為具有特色的數字產品，促進經濟發展和文化傳承。文化與科技融合能夠打破數字產品和服務的地理限制，讓更多人享受到多元文化，推動文化消費的升級。文化與科技融合能夠推動產業鏈的創新，通過建設數字文化產業鏈，實現文化與互聯網、物聯網的深度融合，形成智慧產業鏈體系，為城鄉融合提供新模式，助力文化產業更深入地融入國民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

　　上海交通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智慧城市研究部主任，上海杉達學院教授張懿瑋：推進都市圈同城化體制機制創新

　　《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提出要“建立都市圈同城化發展體制機制”，這是黨中央第一次在文件中正式提出“同城化”概念。隨后國務院又印發了《深入實施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戰略五年行動計劃》，培育一批同城化程度高的現代化都市圈。同城化的提出將都市圈建設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從原來的僅是分工協作升級為從“同一座城市”的高度實現全面的統籌協調。這就必然要求通過同城化戰略規劃，積極構建都市圈內部工作和生活同城圈、產業和科創同城鏈、生態和文化同城網，以及體制和機制同城體。由于城市行政區劃的存在，不可避免地存在城市競合關系。要實現真正的同城，最根本的就是要解決城市間的利益分配問題，比如區域稅收的分享、經濟統計分成、生態經濟補償等等，推進城市的“共建、共治、共享、共富”。

　　河南大學文化產業管理系主任，中國城鎮化促進會研究員劉濤：深入實施城市更新行動，打造中原新型人文城市群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建立可持續的城市更新模式和政策法規。河南為數眾多的古都和歷史文化名城在中國城市史上具有突出地位，與城市功能的歷史演進以及城市更新都有著深刻的歷史淵源。如北宋東京城被海外漢學界譽為世界上首個由古典型轉變為近代型的城市，廣為傳播的“城市革命”就發生在宋朝，其核心要素是街市取代坊市，成為市民生活的中心。以中原城市群發展為依托，吸收人文城市建設理念，錨定新型人文城市群發展定位，構建具有河南特色、現實可行的人文城市建設綜合評價指標體系，有助于進一步發揮文化在城市群集聚發展、分工協作中的重要引擎作用，促進人文城市建設與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協調聯動;有利于統籌城鄉歷史文化保護傳承與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的關系，為提升城市群一體化發展水平、形成疏密有致、分工協作、功能完善的城鎮化空間格局提供精神文化支撐。

　　與會專家一致認為，三中全會關于新型城鎮化的論述和安排，更加注重系統集成，更加突出重點工作，更加注重改革實效，充分彰顯了在城市領域進一步深化改革、完善優化政策和制度設計、加大體制機制改革和建設的總體方向和目標框架，不僅充分體現了三中全會重在政策體系、戰略系統和體制機制建設的主基調，也是對進一步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城市發展道路、推動城市治理現代化體系和能力建設的深入推進，對于穩定我國城市發展預期，保障城鎮化建設、城鄉融合發展有機銜接和可持續發展具有重大戰略意義。